1945年8月15日，日本裕仁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9日，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在南京举行。受降主官是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等人投降书上签字。

在受降签字仪式的程序中，关于何应钦应该用双手还是单手接过降书并没有作明确的文字规定。不过，按照国际惯例，接降书时只需要坐着单手接过就行。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何应钦在接过日方递交的降书时，居然微笑着起身弯腰，身体前倾的角度甚至比日方人员还大，一时间竟看不出究竟谁才是胜利者。紧接着，他又伸出双手接过。

何应钦的这一举动引起了现场人的不满，甚至有人交头接耳，毫不客气地指责起来。

除此之外，在这次受降签字仪式上，也没有中共代表参加受降仪式。

按理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也在全国抗日战争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本应参加这次受降仪式。但在日本宣布投降后，国民党方面就开始想方设法阻挠中共抗日军队受降，意图独占抗日成果。

蒋介石先是电令国民党军陆军总司令何应钦，要求辖区内的日军不得向其指定的军事长官之外的任何人缴械投降，后又电令中共军队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要求“部队原地待命，勿擅自行动”。

与此同时，根据蒋介石的意思，何应钦很快便拟定了受降军事主官的人选。毫无意外，这些人都是国民党的军事主官。为了阻止中共的军队接受日军投降，何应钦将我军污蔑为“非法武装组织”，甚至联合日伪阻止中共部队受降。

为了不让中共部队接收南京，何应钦紧急找美国帮忙将部队直接空运至南京。抵达南京后，何应钦在布置受降仪式的同时，不惜借助侵华日军、日伪军的力量反对中共的军队，甚至要求侵华日军在遇到大股中共部队后，要进行“自卫”，不准将任何战争物资交给中共。

蒋介石、何应钦等国民党人的举动遭到了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抗日军民的坚决反对，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我军立即开展了大规模反攻，坚决打击日军，并缴获了大批日伪的战争物资。

在南京受降签字仪式结束后，何应钦还秘密与冈村宁次会面，并传达了“趁此培育中日合作趋势”这样的意思。冈村宁次原本以为自己必死无疑，却没想到，何应钦等国民党人竟然还对自己有所求。

于是，冈村宁次耗费近20天时间，写下了针对中共军队的意见书，实际上，他也成为了蒋介石对付共产党的智囊。

作为国民政府的领袖，面对侵华日军的头号战犯，蒋介石心中却毫无家国大义，心中只有自己的权势。就这样，冈村最终逃脱了惩罚，被判“无罪”。

仅从这一点上来看，蒋介石注定是要失败的。

虽然何应钦是蒋介石的心腹大将，在国民党内也有极高的威望和影响力，在黄埔系中的地位更是仅次于蒋介石。但在国民党败局已定之际，一向宽宏大量、善待投诚将领的毛主席却唯独不接受此人的投降。更出人意料的是，在外界眼中与何应钦关系极为亲密的蒋介石，甚至也曾说过“我也想杀了他”这样的话。

何应钦究竟做了什么，能让毛主席、蒋介石对他都愤恨不已呢？

蒋介石和何应钦都曾在日本振武学校读书，算得上是校友，但直到进入黄埔军校任职前，他们之间并没有太多交集，关系也一般。

直到1924年黄埔军校成立后，何应钦出任黄埔军校副总教官，蒋介石任校长，他们才在东征、北伐中逐渐建立了亲密的关系，蒋介石更加信任何应钦。从此，何应钦在国民党内也一路平步青云，权力越来越大。

1927年7月下旬，北洋军反攻，徐州战败。不久，汪精卫在武汉通电反蒋，准备派兵讨伐蒋介石，与此同时，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等人也早已对蒋介石不满已久。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而蒋介石十分信任的何应钦此时也与他貌合神离，8月11日，白崇禧在会议上直接要求蒋介石下野，原本蒋介石希望何应钦能够带头挽留自己，但让他失望的是，何应钦却附和同意白崇禧的意见。

就这样，蒋介石以退为进，辞职下野。蒋介石一直对何应钦没能为自己说话而耿耿于怀，事后，蒋介石还伤心地表示：“要是他（何应钦）能替我说一句话，我是可以不走的。”

不久后，蒋介石便重新复出了。上台后，蒋介石依旧信任何应钦，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因为他们都知道，他们再也回不到过去了。

1936年西安事变发生后，何应钦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应对之策。当时，宋美龄提出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以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但何应钦却极力反对，并提出要组织兵力讨伐张学良和杨虎城。

最终，大家一致同意由何应钦代行蒋介石的总司令一职，准备武力讨伐张学良，营救蒋介石。蒋介石得知这一情况后，心中十分复杂。他既高兴于何应钦动用武力营救自己，但又担心何应钦的“越线”危及自己的地位。

当然，也有不少人分析认为何应钦并不是真心想要营救蒋介石的。他极力主张武力解决西安事变，就是希望令张学良和杨虎城恼羞成怒，从而要了蒋介石的命。

但在当时全面抗日的大局之下和中共等多方共同努力下，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蒋介石也平安回到了南京。

但从这时起，蒋介石也开始防范起了何应钦，不再与他推心置腹了。1946年，何应钦受到排挤，并被蒋介石派去了美国。

1949年5月，随着南京解放，何应钦逃往香港，短暂停留后又去了台湾。

在台湾，何应钦受备受冷落，不再出现在政坛中。1987年10月21日，何应钦在台北病逝，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一生。

何应钦与中国共产党人之间有着不共戴天之仇。在1941年的“皖南事变”中，便离不开何应钦的手脚。

抗日战争期间，周恩来、叶剑英等人于1938年12月抵达重庆，并在这里开展统一战线工作。

在周恩来的领导下，我党打破国民党的封锁、诬蔑和歪曲，将我党的抗日主张、方针政策通过《新华日报》等方式传达给人民群众，动员了国统区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斗争。

随着我党工作的深入，周恩来在国统区的威望也越来越高，他先后发表各种演说，轰动整个山城，并在国际社会上引起了热烈反响。

周恩来在国统区做了大量工作，最大限度地孤立了以蒋介石为代表的顽固派。然而，国民党顽固派仍然没有放弃在背后搞小动作。

1941年1月，新四军9000多人奉命向长江北岸转移，却在途中遭到了国民党军队的包围和突袭。

新四军苦战七个昼夜，最终只有1000多人突围成功外，其他战士们壮烈牺牲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军长叶挺被扣押。

在重庆的周恩来收到急电后，愤怒不已，同国民党方面展开严正交涉。此后十多天里，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忙着解决这次事变。然而，1月17日，蒋介石却公然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并给新四军泼脏水，诬蔑我军“叛变”。

周恩来当即给何应钦打去了电话，一向温文尔雅的周恩来怒骂道：

“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说完这句话后，周恩来愤怒地摔下了电话听筒。

就在蒋介石给新四军泼脏水的第二天，《新华日报》发表了周恩来署名的题词：

“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

“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蒋介石顽固派的反动行为已经彻底败露，受到了广大抗日军民的强烈反对。因我党向国民党提出的十二条临时解决办法没有被接受，所以，我党拒绝出席参政会。蒋介石企图制造团结和平假象的阴谋也彻底失败。

与此同时，陈毅奉命出任新四军代军长，并对一切来犯之敌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

国民党反动派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最终以失败而告终。但我军在“皖南事变”中牺牲的战士却永远活不过来了。